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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国:西方应多理解中国的中间社会 不仅精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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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1-1-4 13:26:1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伍国:西方应多理解中国的“中间社会”

作者认为,西方人在把中国作为批评对象的同时,确实应该尝试真正理解中国的近代民族心理,再度崛起的自我认知,和与此相伴的自信以及清算过去,反思西方的情绪,而这个中国应该包括“中间社会”,而非仅仅限于理论化的学术精英。(路透社)

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庞大和延续时间最长,又能再次以强势姿态回归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古文明,的确拥有极为独特的历史文化,也有很多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文化心理。这些心理特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,形塑了中国民间的世界观。

西方的一些中国研究专家已经注意到,在双方思想的译介上一直处于不对等的“单行道”状态,即西方的思想、理论、观念不断被译介到中国,而中国当代的独立声音很少真正被西方听到。由此,西方学界开始发出“中国怎么想?”(What does China think?)的疑问,并开始系统地翻译时下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学者,从不同立场表达各自观点的论述。

这些观点虽然完全值得介绍和翻译,但基本上是属于职业学者比较严整、有各自学理基础和明确自我意识的论述;而且所有这些作者的立场和预设,基本上都可以被放进西方的类型化评判框架中:有的是自由主义者,有的是民族主义者,有的是左翼,有的是右翼。


然而,也正是因为这些先验的西方标签的存在,才会导致某些“西方式”的困惑,例如,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表现得那么不一样?

在立场明确的作者那里不容易找到答案的一些困惑,如果仔细关注,可以说是“中间社会”的言论,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。笔者所说的“中间社会”,源于晚清中国学人自反式的对中国的观察。即使到今天,“中间社会”的立场、角度和思想特征仍然值得关注。

这个“中间社会”大致可以定义为一个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,广泛阅读和思考的群体,他们既非从事高等人文社科研究和理论思考的职业学者,也非忙忙碌碌终日不休或从事抗议的劳工阶层。

这个群体有历史意识和国际交往经验,但无学理指导,容易进入中国现代文化中惯常的思维路径:其一是“国耻”观。“国耻”是中国近代文化心理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,而且绝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大陆。事实上,“霍元甲”这个浓缩了国耻和雪耻想象的民族英雄形象,恰恰是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香港电视连续剧《大侠霍元甲》的风靡,才在中国大陆广为人知。

如果我们把李小龙对“精武门”的反复演绎,霍元甲形象在电视和电影中的不断翻拍(2020年仍有最新版本电视连续剧上映),看作中国人几十年不间断地塑造一个武林英雄和爱国主义文化典型(trope)的努力,这一文化现象本身,就揭示了现代中国民族深层心理中的受害者意识、国耻感、英雄主义,以及借助传统抗击帝国主义的诉求。

在以此为基础的深层国耻心理的影响下,“中间社会”的作者很容易回溯和总结美国对中国的历次冒犯,例如银河号事件、五八炸馆、四一撞机,并把中国塑造成一个起初忍辱含垢、最终彰显正义的形象。在这里,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、韩信忍胯下之辱等故事,再次加强了屈辱感和复仇的正当性。

这种忍受—反击心理,以及认为被西方话语不公平地霸凌的感受正在融合。这种思潮认为,西方总是高高在上批评中国,而不顾自己也有诸多不光彩的历史。另外,如果西方批评中国的合法性,仅仅来自于现实的富裕和强大,中国的富裕和强大,就意味着中国可以质疑西方的批评权,甚至反过来批评西方。

假设西方的批评是来源于理念和制度确实先进,这股思潮会认为,生存和发展大于人权。在这一认知中,中国社会和每个成员在过去几十年间,始终处在一个从生存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奋斗过程中,而其成果是不容否定的。

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人权,主要是指公民在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权利,但是这个概念在目前中国的“中间社会”很难有存身之地。在冠病疫情的冲击下,“中间社会”更容易借用西方社会的冠病死亡率和治理上的制度故障,来质疑人权的价值。

另一个就是“大一统”民族观和史观,及其宏大叙事。在中国,除了特别激进和特异的思想者,“中间社会”成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内化“大一统”的中华民族史观。在这意义上,中国自由派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并无不同。或者说,这是学术精英和中间社会享有共识的一个区域。

在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就“新清史”问题进行反复论辩时,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合作,以共享的文化认同和史观,联手反击在某种意义上夸大满族民族特性和清朝统治“内亚”性质,质疑“清朝”和“中国”的关系的美国新清史学者。这一点,特别是海峡两岸中国人都感到被新清史研究冒犯的情感,同样为西方学者所不理解。

哈佛大学一位新清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曾经专门电邮笔者,问了一个问题:“为什么现代中国人一定需要一个历史的宏大叙事?”笔者的回答也只能回到近代屈辱史,至少是屈辱感、国耻观和一直紧张的中西关系。

如果一个拥有很高学术声望的哈佛中国研究专家,仍然对20世纪中国人“为什么一定要”制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感到困惑,这至少说明,即使美国的一流中国研究者,显然也没能深入到中国人的历史记忆、历史想象以及情感心灵深处去理解中国。由此,西方屡屡发出“为什么中国人这样”“中国怎么想”等这类疑问也就不奇怪了。

笔者以为,西方人在把中国作为批评对象的同时,确实应该尝试真正理解中国的近代民族心理,再度崛起的自我认知,和与此相伴的自信以及清算过去,反思西方的情绪,而这个中国应该包括“中间社会”,而非仅仅限于理论化的学术精英。

(联合早报 作者:伍国,美国宾州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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